陈寂出生的那个院子，在北京西郊，门口有哨兵。

他父亲陈卫东，那时候已经是副部级。母亲苏晚，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，比他父亲小十二岁。据说当年是团里最漂亮的，追的人能从排练厅排到大门口，最后嫁给了这个比她大一轮、离过婚、带着个孩子的男人。

为什么？没人知道。

陈寂知道的那个版本，是后来从老保姆嘴里断断续续拼出来的：那年文工团去部队慰问演出，他父亲坐在第一排。演出结束，有人介绍他们认识。他父亲说了一句话，她记了很多年。什么话？老保姆也说不清，只说"你爸那个人，说话有分量"。

三岁那年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陈卓出国留学，去了美国。走之前，哥哥摸着他的头说："好好陪爸。"他不懂什么叫"陪"，只知道哥哥走了之后，家里更安静了。

那个院子很大，房子也大，但人少。父亲常年不在家，不是开会就是出差。母亲也有演出，有排练，有下部队。大多数时候，是他和保姆两个人。

保姆姓刘，河北人，四十多岁，话不多，做饭好 吃。他叫她刘妈。刘妈是那个院子里，唯一一个会抱他的人。

但刘妈也有自己的事。她忙的时候，就让他自己在院子里玩。那个院子有一棵大槐树，他能在树下坐一整个下午，看蚂蚁搬家，看树叶的影子慢慢移动。

他不吵，不闹，不追着人要陪。

刘妈后来跟人说："这孩子，懂事得让人心疼。"

他不知道什么叫"懂事"。他只知道，哭没用。

他试过的。两岁多的时候，有一次摔倒了，膝盖磕破皮，他坐在地上哭。哭了很久，没人来。后来他自己爬起来，一瘸一拐走回去，自己用袖子把血擦掉。

从那之后，他就不怎么哭了。

他九岁那年，母亲病了。

病得很突然。春天的时候她还在台上跳舞，夏天就住进了医院。他去探望，看见她躺在白色的床上，脸比床单还白。她握着他的手，笑着说："没事，妈妈休息休息就好。"

他信了。

秋天的时候，她走了。

葬礼那天，来了很多人。大院里的人都来了，还有文工团的，还有父亲那些他叫不上名字的同事。他穿着黑色的衣服，站在灵堂角落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。

有人过来摸他的头，说"节哀"。他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但他仰着脸笑，说"谢谢叔叔"。那人走后，他继续站在角落，脸上还是那个笑。

后来有人告诉他，那天他笑了一整天。大人们私下说："这孩子，心挺硬。"

他不知道什么叫心硬。他只知道，他不想让别人看见他难受。
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他一个人坐在那棵大槐树下，坐了很久。刘妈来找他，说进屋吧，外面冷。他说好。

进屋之后，他躺床上，闭着眼睛，一夜没睡。

那是他第一次失眠。

后来的很多年，他都会在母亲忌日那天失眠。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坐着，看窗外，什么都不想。

他不跟任何人说。

母亲走后，父亲开始带着他出席一些场合。

饭局、会议、应酬。他坐在角落里，看大人们推杯换盏，看他们说话时的表情，看谁先移开目光，看谁的笑容是真的谁是假的。

父亲从来不教他什么。但他慢慢看懂了。

他看懂了——权力是个好东西，也是个危险的东西。靠近权力的人，会不自觉地弯腰。拥有权力的人，会不自觉地孤独。

他看懂了——人说的话，和想的事，可以是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。笑容可以随时戴上，也可以随时摘下。

他看懂了——想要不被骗，就要先学会演。

十岁那年，在一次饭局上，他第一次实践了这个道理。一个叔叔问他："小寂，学习怎么样？"他笑着说："还行，谢谢叔叔关心。"那个叔叔满意地点头，继续和父亲说话。

但那个叔叔不知道，他刚才说的"还行"，其实是撒谎——他那次考试考砸了。

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撒谎。也许是因为他看出来，那个叔叔并不真的关心他的成绩。也许是因为他知道，说真话会让父亲没面子。也许只是因为——撒谎比说真话容易。

从那之后，他学会了看场合说话。该笑的时候笑，该说的时候说，不该说的时候，就安静地坐着。

但他心 里一直有个声音：你到底是谁？是那个笑的孩子，还是那个角落里看着一切的孩子？

他不知道答案。

十六岁那年，他转学到一所新的中学。

那所学校在大院外面，学生来自各种家庭。他不是唯一的大院子弟，但他是唯一一个不怎么说话的。

有人看他不顺眼。

那天放学后，几个人把他堵在巷子里。为首的男生比他高半头，推了他一把："听说你爸当官的？官多大？"

他没说话。

那人又推了一把："问你话呢！"

他还是没说话。

然后拳头就落下来了。

他被打倒在地，蜷着身体，护着头。那些人打够了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他躺在地上，身上疼，脸上有血，但他没哭。

他躺了很久，然后慢慢爬起来，往家走。

走到半路，他停住了。

他想起那些人的脸——那种得意的、欺负完人之后的满足。他想起自己躺在地上，仰着脸看他们的样子。

他突然笑了。

那个笑，和他平时的不一样。不是那种应酬的笑，是真正的、从喉咙里发出来的笑。

因为他想明白了一件事——

他们赢了这场架，但他知道他们会输。

不是输给他，是输给时间，输给自己。

后来他真的又见到那个为首的男生。十几年后，在一个饭局上。那人已经认不出他，端着酒杯过来敬酒，说"陈局久仰"。他端起杯，笑着说"客气"。那人走了之后，他放下酒杯，想起那个巷子，想起自己躺在地上仰着脸笑的样子。

那个笑，是他最后一次示弱。

母亲忌日那天，他一个人去了墓地。

那天下着小雨，墓园里没什么人。他在母亲墓前站了很久，什么也没说。他不知道说什么。他九岁之后就不知 道，怎么和死人说话。

回来的路上，他路过一家小卖部，进去买了一包烟。

什么牌子？不知道。就是随手拿的。

他坐在路边的台阶上，淋着雨，一根一根地抽。第一根呛得他眼泪直流，第二根好一点，第三根已经能吸进去了。

有个老头路过，看了他一眼，说："小孩，不会抽就别抽。"

他没理。

老头走了，他继续抽。抽完一整包，嗓子疼了一星期。

后来就戒不掉了。

不是因为瘾——他能一整天不抽，也能三天不抽。是某个时刻，需要那个动作——点燃，吸一口，吐出来，看着烟雾散掉。

像在把什么东西吐出去。

像在给自己充电。

像在告诉自己：还在。

高中三年，他学会了抽烟，学会了喝酒，学会了和那些"不该交的朋友"混在一起。父亲知道了，骂过他，打过他，没用。他还是那样——该去学校去学校，该回家回家，该抽烟抽烟。

父亲最后放弃了。

高考前一个月，他把烟戒了。不是戒掉，是暂停。每天早上五点起来背书，晚上十二点睡，中间不抽一根烟。考完那天晚上，他买了一包烟，坐在考场外面的台阶上，一根接一根地抽。

后来他考上了那所大学。

父亲没说什么，只是点点头。

他知道父亲在想什么：这孩子，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。

二十二岁，大学毕业，进了那个单位。

父亲的影子还在，但已经开始淡了。他得靠自己。

单位的老人，有些是看着父亲的面子照顾他，有些是看着父亲的面子防着他。有一个老油条，姓孙，四十多岁，副处级，看他年轻，总想压他一头。

开会的时候抢他的话，吃饭的时候让他倒酒，出差的时候把最累的活派给他。

他忍了。

不是怕，是还没到该翻脸的时候。

那天晚上加班到 十点，他正准备走，孙处推门进来，扔给他一沓材料："明天早上八点前，整理好放我桌上。"

他看了一眼那沓材料——至少两百页。

"孙处，"他说，"这是您上周就接的活。"

孙处看着他，皮笑肉不笑："怎么了？年轻人，多干点，锻炼锻炼。"

他也笑了："行。"

孙处走了。

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，看着那沓材料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把材料收起来，放进包里，回家了。

第二天早上七点五十，他把整理好的材料放在孙处桌上。孙处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

但从那之后，孙处再没让他倒过酒。

后来有人告诉他，孙处后来在背后说过他一句话："那小子，笑的时候让人心里发毛。"

他听见了，没说话。

但那天晚上，他去了拳馆。

他早就想去了。路过很多次，一直没进去。那天他进去了，办了张卡，站在拳台前，对着沙袋，一拳一拳地打。

打到手出血。

教练过来问他："为什么打？"

他说："因为不能打人。"

教练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
"行，"教练说，"我教你。"

从那之后，打拳成了他唯一的方式——把不能打的人，打在沙袋上；把不能说的话，打在动作里；把不能流的眼泪，流在汗水里。

二十八岁，外派南方某省挂职。

那是个沿海省份，经济发达，应酬多。酒桌上什么人都有：老板、官员、中间人、掮客。他学会了喝白酒，学会了听各种口音，学会了在觥筹交错之间保持清醒。

也学会了别的。

有一天晚上，喝大了。不是装醉，是真醉。被几个当地"朋友"架着，上了一辆车。迷迷糊糊中，听见他们说："带你去见识见识，咱们的项目。"

他那时候已经醉了，但还是笑了 ——这……项目？有意思。

车开了很久，停在一个老城区深处。他被扶进一间屋子，灯光昏暗，墙上挂满了锦旗。一个沉默的老头，穿着白大褂，看着他。

"整这个吗？师傅手艺好的很"有人问。

他那时候已经醉得看不清老头的脸。但他听见自己说了一个字："嗯。"

后来他回想，那大概是他人生的一个隐喻——在还不知道后果的年纪，就给自己上了一道永远卸不掉的枷锁。

不是为了取悦谁，不是为了猎奇，甚至不是为了更"男人"。就是那个阶段的他，什么都想试，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敢往身上招呼。

像十六岁第一次抽烟，呛得眼泪直流。

像二十二岁第一次打拳，打到手出血。

像二十六岁连续工作七十二小时不睡，最后在办公室晕倒。

用身体的极端体验，来确认自己还活着。

酒醒之后，他已经做完了。疼，但能忍。老头给他开了点药，说："一周别碰水。"

他嗯了一声，付了钱，走了。

后来他有过几任伴侣。有人发现了，有人没发现。发现的人反应各异：有人害怕，有人好奇，有人觉得他"变态"。

他从不解释。

问就是"你猜"。不说就是"跟你没关系"。

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几颗小小的珠子成了他的一部分。

像他这个人——外表看起来正常体面，内里藏着别人不知道的东西。

从南方回来之后，他像换了个人。

不是变好了或者变坏了——是更深了。

他开始真正明白，这个世界的规则是什么样的。明白哪些人可以信，哪些人不能信。明白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。明白"朋友"这个词，大多数时候只是客气。

三十出头，他做到了司局级。是最年轻的之一。

但代价是——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和人真实地相处了。

那 些年，他认识了三个人。

第一个是周燃。地下赛车场，一个笑得没心没肺的年轻人。他赢了一场，损人的时候特别损。他站在人群里笑了一声，周燃回头看他，递了根烟。

第二个是沈惟。无聊的饭局上，一个西装革履的金融精英。他正数对面那人眨眼的次数，沈惟凑过来，压低声音问："你数到多少了？"

第三个是江影。拳馆里，一个不爱说话的演员。打了十次照面，没说一句话。第十一次，他终于开口："你他妈能不能换个时间？"

三个人的出现，像三道不同颜色的光，照进他那间暗了太久的屋子。

但他还是那样——对谁都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对谁都可以说"关我屁事"，对谁都可以转头就走。

只是偶尔，凌晨三点醒来的时候，他会想起那三个人。

想起周燃那副笑眯眯的样子，想起沈惟那句"你别算"，想起江影那个淡淡的"嗯"。

然后他会点一根烟，看着烟雾散掉。

心想：还行。

三十四岁那年，他捡了一只猫。

那天晚上下大雨，他开车回家，在小区门口看见一团湿漉漉的东西缩在墙角。本来想直接开过去，但车灯扫过的时候，那东西动了一下。

他停下车，走过去看。

是一只小猫，黑白花的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看见他过来，它往后退了一步，但没跑——不知道是跑不动，还是不想跑。

他看着它，它看着他。

对视了三秒。

然后他蹲下来，伸手。

它没躲。

他就把它拎起来，放进车里，带回家了。

后来他给它洗澡，喂它吃的，带它打疫苗。它从一把骨头慢慢长成一只胖猫，从看见他就躲变成每天趴在他腿上睡觉。

但三年了，他没给它起名字。

就叫" 猫"。

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给它起名字。他说："起什么名？就叫猫。"

那人说："你不喜欢它？"

他愣了一下。

不喜欢？他每天准时喂，出差会找人上门照顾，回来第一件事是先看它。它趴在他腿上的时候，他可以在沙发上坐一整个下午，什么也不做。

这叫不喜欢？

后来他想，也许正是因为喜欢，才不起名字。

起了名字，就有了感情。有了感情，就会怕失去。

他太怕失去了。

所以还是叫"猫"吧。这样哪天它跑了，他也能告诉自己：一只猫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