餐厅的暖气开得太足，邻桌的人早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，我却还穿着熨得没有一丝褶皱的白衬衫，长袖规规矩矩地放下来，扣到手腕处，连小臂上的纹身都遮得严严实实。只有领口被我悄悄扯了两次，第二颗扣子原本扣得好好的，硬是被我扯开了一点缝隙——不是热，是闷，是从坐下来的那一刻起，就缠在身上的、挥之不去的不自在。

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二分钟。这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习惯，不管是赛场勘路，还是赴约，从来不会让别人等我。可今天这十二分钟，漫长得像在沙漠赛段里断了水的那两个小时，每一秒都熬得人坐立难安。

说起来荒唐，这场见面，是我被国内的亲戚和远在俄罗斯的姨妈，联手“逼”来的。

先是家里的三姑六婆轮番轰炸，微信消息从早发到晚，电话一个接一个，说来说去无非是那几句：“熏啊，你都三十二了，身边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，像什么样子？”“你看跟你一起的那个Saorsa，身边什么时候缺过人？怎么就你一点动静都没有？”我性子软，从来不会跟人说重话，只能一次次耐着性子应付，说自己忙着比赛，忙着团队的事，没空想这些。

可他们没打算放过我。我不接电话，他们就找到车队的基地去，甚至拉着Saorsa劝我，说让他多带带我，别让我整天就知道跟赛道、跟数据打交道。到最后，他们干脆把电话打到了俄罗斯，找了我妈妈的亲姐姐，我的姨妈。

姨妈是我妈妈那边，为数不多会偶尔给我发消息、问我过得好不好的人。我从小在那个冰冷的家里长大，没得到过多少真心的关心，所以哪怕姨妈的关心带着老一辈的执念，我也从来舍不得说一句重话。那天她用俄语给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，语气里满是心疼，说我妈妈不管我，她不能看着我一个人孤零零的，说她已经托国内的亲戚，给我找了个性子稳妥的人，让我一定要见一面，就当给她一个面子。

我握着电话，听着听筒里熟悉的俄语，那句拒绝的话在喉咙里滚了无数遍，最后还是咽了下去，只低声应了一句“好”。

挂了电话的那一刻，我在心里已经用俄语把这场荒唐的安排骂了八百遍。боже мой，真是噩梦。我骨子里带着俄罗斯人天生的直爽，最烦这种拐弯抹角、带着明确目的的见面，更烦这种被人推着走、半点由不得自己的感觉。可我偏偏又长了一副软心肠，学不会拒绝别人的好意，哪怕这份好意，已经快把我压得喘不过气。

说到底，还是怕麻烦别人。怕我拒绝了，亲戚会难堪，姨妈会伤心，怕我的一句不愿意，搅得所有人都不开心。最后只能委屈自己，坐在这里，等着一个素未谋面的人，等着一场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相见。

我甚至没多问一句关于对方的事，只顺着亲戚的话应了下来，连对方的喜好、经历、模样，一概不知。像是蒙着眼站在赛道起点，不知道前方是坦途还是险弯，只能凭着本能，硬着头皮等发令灯亮起。

服务员过来添水，我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，轻声道了谢，声音稳得听不出半点波澜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耳朵尖早就烫得厉害。我拿起桌上的冰水喝了一口，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，才勉强压下了鼻腔里那股熟悉的燥热——我有个改不掉的毛病，情绪一激动，就容易流鼻血。今天从出门开始，这股燥热就没下去过，一半是难堪，一半是无处安放的不自在。

说起来可笑，我见过无数大场面，在失控的赛车里能面不改色地报出应对方案，在几千人的颁奖台上能从容地发言，可现在，一想到等下要跟一个陌生的人，面对面坐着，聊着那些客套又带着试探的话题，我就浑身都不对劲，甚至连脚放在哪里都觉得别扭。

我这辈子，从来没赴过这样的约，更别说什么感情经历。长到三十二岁，别人跟我开一句越界的玩笑，我都能脸红耳赤地躲开。现在要我坐在这里，跟一个陌生人，谈论要不要结伴同行这种事，简直比让我在暴雨天里勘完两百公里的非铺装赛道，还要煎熬。

也只有想这些的时候，我紧绷的神经才能稍微放松一点。

窗外的天渐渐暗了下来，餐厅里的灯光越来越柔和，门口的风铃响了一次又一次，每一次响起，我的心跳都会漏半拍，指尖摩挲银戒的动作就会快几分。

我不知道即将推门进来的人是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这场见面要怎么收场。我甚至已经在心里预演了无数遍，要是聊不下去，我要怎么体面地结束，要怎么主动把单买了，不让对方有半点尴尬。

我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，表面上依旧是那个沉稳可靠、波澜不惊的熏哥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心里早就想找个借口，转身溜出这家餐厅，回到我那个安安静静的小房子里，要么去厨房做一顿饭，要么抱着我的胶片相机，去街边拍一拍日落。

可我不能。

我只能扯了扯已经平整的衬衫袖口，把小臂上的纹身遮得更严实一点，然后抬起头，看向门口的方向，等着那个被亲戚安排好的、即将打破我所有局促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