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属楼的夏天，蝉鸣黏在梧桐树叶上。

白小小蹲在花坛边，正拿树枝戳一只西瓜虫。我坐在台阶上啃冰棍，看她的马尾辫随着动作一翘一翘。那年我们六岁，她忽然抬起头，眼睛亮晶晶地问：“姜仪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？”

冰棍化了，滴在我手背上。我抓住她黏着泥土的手指，很认真地点头：“嗯，永远。”

这个“永远”从那个夏天开始计时。

幼儿园中班，接送时间。别的小朋友都被爸爸举高高，白小小站在门口张望。有男孩凑过去：“白小小，你爸爸怎么从来不来接你？”

她攥着书包带子，嘴唇抿得发白。

我从滑梯上跳下来跑过去，挡在她面前：“她爸爸是军人，很伟大很伟大的那种，在背后守卫我们呢。”我那时候还没上小学，但已经学会把腰挺得笔直，像我爸那样。

白小小从身后探出半个脑袋，睫毛上还挂着没干的眼泪。

小学五年级，体育课。白小小从双杠上摔下来，膝盖磕在水泥地上，血混着灰。一群女生围着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从篮球场那头跑过来，蹲下身：“上来。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趴到我背上。校医室在操场另一头，我背着她走了十分钟，她的眼泪掉在我脖子里，凉丝丝的。校医处理伤口时她疼得直抽气，我在旁边急得转圈，最后被校医赶出去。

出来的时候我在走廊上想，以后不能让她再受伤了。

中学时代没那么简单。初二那年开始有人传白小小的闲话，从她“装清高”到更难听的东西，像野草一样疯长。有几天她眼睛总是红的，我问她她不说，直到我在走廊上亲耳听见那几个女生当面说她。

后来的事情很简单。我动了手，被请家长。办公室门口白小小红着眼眶埋怨我：“你怎么这么冲动？他们会处分你的！”

“谁敢欺负你我就敢打他。”我说这话的时候手背还破着皮，但一点都不疼，“处分就处分。”

她看着我，眼泪又掉下来，这次没躲。

高二那年我成绩跌得厉害，物理卷子上红叉比勾多。放学后我不想回家，趴在课桌上装睡。教室里人都走光了，我以为只剩自己。

一个冰淇淋出现在我脸旁边。

白小小坐在前桌的椅子上，把草莓味的甜筒递过来：“吃吗？化了就不好吃了。”

那天傍晚我们在教学楼天台坐到天黑。她没说一句“加油”或者“我相信你”，只是安静地陪我吃冰淇淋，偶尔讲两句学校里无关紧要的事。但很奇怪，那些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东西，在那个傍晚慢慢松开了。

高考后的暑假，我们在同一天入了党。宣誓完出来，白小小忽然说：“姜仪，我们每个月捐点钱给山区的小朋友吧，像我们小时候那样。”我说好。

后来我们真的做到了，每个月，雷打不动。

再后来就是南下，广州大学。两个北方小孩第一次见识回南天，白小小盯着墙上渗出的水珠看了五分钟，然后认真地问：“房子是不是哭了？”

她就是这样的。学习委员，成绩永远名列前茅，但在生活里是个小迷糊。开学第一周就把校园卡弄丢两次，充值的机器教了三遍还是记不住步骤。班级工作倒是尽心，就是偶尔犯低级错误——登分表晚交了一天，要送的文件落在宿舍床上。每次搞砸了她就站在我面前，微微低着头，嘴唇不自觉往下撇，那个表情让人完全没法生气。

我帮她收拾烂摊子，然后摸摸她的头：“没事，下次记得就行。”

她就慢慢笑起来，像冰淇淋化开的那种甜。

恋爱之后反而更黏人了。每天傍晚她都要拉着我的手在校园里走，从图书馆走到湖边，从湖边走到操场。广州的晚霞很长，她有时候走着走着就靠到我肩上，什么话都不说。

我比她高二十公分，低头只能看见她的发旋。

有一次我笑她：“你怎么像个小孩一样。”她仰起脸，呆萌的表情里带着一点认真：“你答应过的，永远在一起。”

梧桐树已经换成棕榈和榕树，但那个夏天还在。